墨子（公元前476或480年—公元前390或420年），名翟，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宋國人，一說魯陽人，一說滕國人。宋國貴族目夷的後裔，曾擔任宋國大夫。中國古代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科學家、軍事家，墨家學派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。
墨子是墨家學說的創立者，提出了“兼愛”“非攻”“尚賢”“尚同”“天志”“明鬼”“非命”“非樂”“節葬”“節用”等觀點，以兼愛為核心，以節用、尚賢為支點，創立了以幾何學、物理學、光學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學理論。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，與儒家並稱“顯學”。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，有“非儒即墨”之稱。
墨子死後，墨家分為相里氏之墨、相夫氏之墨、鄧陵氏之墨三個學派。墨子弟子根據墨子生平事跡的史料，收集其語錄，編成了《墨子》一書。
（概述圖取自央廣網）
基本介紹
別名：墨子所處時代：東周民族族群：華夏族出生地：宋國（一說魯陽，一說滕國） 出生日期：約公元前476年（一說是公元前480年）逝世日期：約公元前390年（一說是公元前420年）主要成就：創立墨家學派，被後世尊稱為“科聖”主要作品：《墨子》、《墨經》本名：墨翟
人物生平,早年經歷,師從儒者,創立墨學,周遊列國,墨家三分,主要影響,政治思想,軍事思想,哲學思想,科學思想,教育思想,機械製造,歷史評價,軼事典故,墨子泣絲,墨守成規,快馬寓人,墨子收徒,人際關係,主要作品,出版圖書,人物爭議,後世紀念,
人物生平早年經歷墨子先祖是殷商王室，是宋國君主宋襄公的哥哥目夷的後代，目夷生前是宋襄公的大司馬，後來他的後代因故從貴族降為平民。後簡略為墨姓。墨子約出生在春秋末年周敬王四十年（約公元前480年），一說周敬王四十四年（公元前476年）。雖然其先祖是貴族，但墨子卻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平民出身的哲學家。作為一個平民，墨子在少年時代做過牧童，學過木工。據說他製作守城器械的本領比公輸班還要高明。他自稱是“鄙人”，被人稱為“布衣之士”。作為沒落的貴族後裔，墨子自然也受到必不可少的文化教育，《史記》記載墨子曾做過宋國大夫。墨子是一個有相當文化知識，又比較接近工農小生產者的士人，他自詡說“上無君上之事，下無耕農之難”，是一個同情“農與工肆之人”的士人。在他的家鄉，滔滔的黃河奔流東去，墨子決心出去拜訪天下名師，學習治國之道，恢復自己先祖曾經有過的榮光。師從儒者墨子穿著草鞋，步行天下，開始在各地遊學。據《淮南子·要略》之說，墨子原為儒門弟子。墨子曾從師於儒者，學習孔子的儒學，稱道堯舜禹，學習《詩》《書》《春秋》等儒家典籍。但因不滿儒家學說而另創一對立的學派。創立墨學墨子最終舍掉了儒學，另立新說，在各地聚眾講學，以激烈的言辭抨擊儒家和各諸侯國的暴政。大批的手工業者和下層士人開始追隨墨子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學派，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。墨家是一個宣揚仁政的學派。在代表新型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，墨家是先秦時期和儒家相對立的最大的一個學派，並列為“顯學”。在當時的百家爭鳴中，有“非儒即墨”之稱。墨子積極宣傳自己的學說。為宣傳自己的主張，墨子廣收門徒，一般的親信弟子達到數百人之多，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墨家學派。周遊列國墨子在宋昭公時曾做過宋國大夫。但以後地位下降，接近勞動者。墨子的行跡很廣，東到齊，北到鄭、衛，並打算到越國，但終未成行。墨子曾阻止魯陽文君攻打鄭國，說服魯班而止楚攻宋。墨子多次訪問楚國，獻書給楚惠王。楚惠王打算以書社封墨子，但墨子最終沒有接受。後來他又拒絕了楚王賜給他的封地，離開了楚國。越王邀請墨子作官，並許給他以五百里的封地。墨子以“聽我的勸告，按我講的道理辦事”作為前往條件，而不計較封地與爵祿，目的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思想主張，遭到越王拒絕。墨子晚年來到齊國，企圖勸止項子牛討伐魯國，但沒有成功。墨家三分在墨子晚年，儒墨齊名。墨子死後，墨家弟子仍“充滿天下”、“不可勝數”，故戰國時期雖有諸子百家，但“儒墨顯學”則是百家之首。墨子死後，墨家分裂為相里氏之墨，相夫氏之墨，鄧陵氏之墨三個學派。主要影響政治思想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“兼愛”“非攻”“尚賢”“尚同”“節用”“節葬”“非樂”等主張。他認為，要根據不同國家的不同情況，有針對性地選擇十大主張中最適合的方案。如“國家昏亂”，就選用“尚賢”“尚同”；國家貧弱，就選用“節用”“節葬”；等等。“兼以易別”是他的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，“非攻”是其具體行動綱領。他認為只要大家“兼相愛，交相利”，社會上就沒有強凌弱、貴傲賤、智詐愚和各國之間互相攻伐的現象了。他對統治者發動戰爭帶來的禍害以及平常禮俗上的奢侈逸樂，都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。在用人原則上，墨子主張任人唯賢，反對任人唯親，主張“官無常貴，而民無終賤”。他還主張從天子、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，都要“選擇天下之賢可者”來充當；而人民與天子國君，則都要服從天志。墨子的思想兼愛非攻墨子的“非命”“兼愛”之論，和儒家“天命”“愛有等差”相對立，認為“官無常貴，民無終賤”，要求“飢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勞者得息”。其中不少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。所謂兼愛，包含平等與博愛的意思。墨子要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友愛，愛別人就像愛自己，並認為社會上出現強執弱、富侮貧、貴傲賤的現象，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致。他反對戰爭，要求和平。天志明鬼宣揚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點。墨子認為天之有志——兼愛天下之百姓。因“人不分幼長貴賤，皆天之臣也”，“天之愛民之厚”，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，反之，則會得天之賞。墨子不僅堅信鬼神其有,而且尤其認為它們對於人間君主或貴族會賞善罰暴。墨子宗教哲學中的天賦人權與制約君主的思想，是墨子哲學中的一大亮點。尚同尚賢尚同是要求百姓與天子皆上同於天志，上下一心，實行義政。尚賢則包括選舉賢者為官吏，選舉賢者為天子國君。墨子認為，國君必須選舉國中賢者，而百姓理應在公共行政上對國君有所服從。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賞善罰暴。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賢使能，即任用賢者而廢抑不肖者。墨子把尚賢看得很重，以為是政事之本。他特別反對君主用骨肉之親，對於賢者則不拘出身，提出“官無常貴，民無終賤”的主張。節用節葬節用是墨家非常強調的一種觀點，他們抨擊君主、貴族的奢侈浪費，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，認為久喪厚葬無益於社會。認為君主、貴族都應象古代三代聖王一樣，過著清廉儉樸的生活。墨子要求墨者在這方面也能身體力行。非樂非命墨子極其反對音樂，甚至有一次出行時，聽說車是在向朝歌方向走，立馬掉頭。他認為音樂雖然動聽，但是會影響農民耕種，婦女紡織，大臣處理政務，上不合聖王行事的原則，下不合人民的利益，所以反對音樂。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，能賞善罰惡，藉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務於他的“兼愛”，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，主張“非命”。認為認得壽夭，貧富和天下的安危，治亂都不是由“命”決定的，只要通過人的積極努力，就可以達到富，貴，安，治的目標。墨子反對儒家所說的“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”，認為這種說法“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朴之人”墨子看到這種思想對人的創造力的消磨與損傷，所以提出非命。
軍事思想墨子軍事思想是處於弱者地位的自衛學說，其主要內容有二：一是非攻，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；二是救守，支持防守誅討的正義之戰。非攻：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墨子認為，當時進行的戰爭均屬掠奪性非正義戰爭，在《非攻》諸篇中，反覆申訴非攻之大義，認為戰爭是凶事。他說，古者萬國，絕大多數在攻戰中消亡殆盡，只有極少數國家倖存。這就好比醫生醫了上萬人，僅僅有幾人痊癒，這個醫生不配稱之為良醫一親友，戰爭同樣不是治病良方。歷史上好戰而亡的統治者不可勝數。這無異於給那些企圖通過攻戰來開疆拓土吞併天下的人以當頭棒喝。所以墨子主張，以德義服天下，以兼愛來消弭禍亂。在墨子眼裡，兼愛可以止攻，可以去亂。兼愛是非攻的倫理道德基礎，非攻是兼愛的必然結果。墨子主張非攻，是特指反對當時的“大則攻小也，強則侮弱也，眾則賊寡也，詐則欺愚也，貴則傲賤也，富則驕貧也”的掠奪性戰爭。墨子以是否兼愛為準繩，把戰爭嚴格區分為“誅”（誅無道）和“攻”（攻無罪），即正義與非正義兩類。“兼愛天下之百姓”的戰爭，如禹攻三苗、商湯伐桀、武王伐紂，是上中（符合）天之利、中中鬼之利、下中人之利的，因而有天命指示，有鬼神的幫助，是正義戰爭。反之，大攻下，強凌弱，眾暴寡，“兼惡天下之百姓”的戰爭，是非正義的。墨子還堅決無情地揭發當時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無盡的災難：一、貽誤農時，破壞生產。農業是斬斷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。二、搶劫財富，不勞而獲。竊入桃李，搶人犬豕雞豚、牛馬，殺人越貨者，“謂之不義”，攻小國，“入其溝境，刈其莊稼，斬其樹木”，同樣是“不與其勞就其實，以非其所有而取”的不義行為。三、殘害無辜，掠民為奴。墨子指出，大國君主命令軍隊攻小國，“民之格者，則逕殺之。不格者，則系操而歸。丈夫以為仆圉胥靡，婦人以為舂酋。”救守：支持防守誅討的正義之戰墨子“惟非攻，是以講求備御之法”，從“非攻”出發，《墨子》論述了作為弱小國家如何積極防禦的問題。墨子深知，光講道理，大國君主是不會放棄戰爭的，因而主張“深謀備御”，以積極防禦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戰爭。這些研究防禦作戰的論述，集中在《備城門》以下十一篇，形成了一個以城池防守為核心的防禦理論體系，概言之，包括三個方面內容。一是倡導積極準備，力爭做到有備無患。“備者，國之重也。食者，國之寶也；兵者，國之爪也；城者，所以自守也。”“故倉無備粟，不可以待凶飢；庫無備兵，雖有義不能征無義；城廓不備全，不可以自守；必無備慮，不可以應卒。”只有在戰前進行後勤、城防、軍備、外交、內政等物質和精神上諸方面的充分準備，才能造成守城防禦戰鬥中的有利條件和主動地位，贏得防禦作戰勝利。二是“守城者以亟敵為上”的積極防禦指導思想。墨子認為在守城防禦中，應守中有攻，積極殲敵。“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”，是下策。“亟傷敵”的具體措施是：利用地形、依託城池，正確布置兵力；以國都為中心，形成邊城、縣邑、國都的多層次縱深防禦，層層阻擊，消耗敵人；頑強堅守與適時出擊結合。三是在防禦作戰具體戰法方面，提出了一整套防禦作戰戰術原則。《備城門》等篇，墨子通過禽滑厘的詢問，對十二種攻城方法一一對以有效防禦。如高臨法、水攻法、穴攻法等，是當時頗為先進的攻城術，墨子對以別具匠心的應對措施，並詳細解說守城器械的製作方法、使用技巧等。
墨子認為，正義戰爭並不都是被動的“守御”戰爭，主動出師征伐有罪之國，也是一種正義的戰爭。墨子將伐“無罪之國”定義為“攻”，這是非正義的戰爭；將伐“有罪之國”定義為“誅”，這是一種正義的戰爭。可見，從“非攻”、“救守”到“出誅”這一系列豐富思想的呈現，充分顯示了墨子軍事思想的完美性、辯證性、合理性與深刻性。墨子的軍事戰略是防禦的戰略，可概括為“非攻止戰、以弱勝強”八字方針。“非攻止戰”是最高謀略，是戰略的目的所在。“非攻”要求世界和平、息戰友好。“止戰”是為了制止敵人發動侵略戰爭的企圖，須以堅強的武備為後盾。“以弱勝強”則體現在“扶弱擊強”“以一當十”“以勇為本”“全民皆兵”這幾個方面。“扶弱擊強”表明了墨家匡扶正義、反對侵略、保護弱小的大無畏氣概；“以一當十”表明了墨家要求守城者最大限度地發揮精神力量與戰鬥力量；“以勇為本”則反映了墨家“赴湯蹈火”、“死不旋踵”英勇犧牲精神；“全民皆兵”的防守原則，使得城池成為了堅不可摧、不可戰勝的鋼鐵堡壘。墨子防禦理論在中國兵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後世有關防禦原則和戰術的記述，多祖述《墨子》，以至於一切牢固的防禦也被籠統稱為“墨守”。相對於范蠡從戰略高度提出了樸素的積極防禦理論，墨子則更多從作戰角度探討防禦，形成了較完備的防禦作戰理論體系，而這一體系恰好與孫子以進攻為主的作戰理論形成互補關係，對傳統兵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。墨子反對“攻無罪”的不義戰爭，倡導“誅無道”的正義戰爭。在這種戰爭觀的基礎上，他從守小國、弱國的立場出發，提出了全方位積極防禦的軍事思想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。哲學思想墨子的哲學建樹，以認識論和邏輯學最為突出。認識論墨子哲學思想的主要貢獻是在認識論方面。他以“耳目之實”的直接感覺經驗為認識的唯一來源，他認為，判斷事物的有與無，不能憑個人的臆想，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聽到的為依據。墨子從這一樸素唯物主義經驗論出發，提出了檢驗認識真偽的標準，即三表：“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”，“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”，“廢（發）以為刑政，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”。墨子把“事”“實”“利”綜合起來，以間接經驗、直接經驗和社會效果為準繩，努力排除個人的主觀成見。在名實關係上，他提出“非以其名也，以其取也”的命題，主張以實正名，名副其實。墨子強調感覺經驗的真實性的認識論也有很大的局限性，他曾以有人“嘗見鬼神之物，聞鬼神之聲”為理由，得出“鬼神之有”的結論。但墨子並沒有忽視理性認識的作用。墨子認為，人的知識來源可分為三個方面，即聞知、說知和親知。他把聞知又分為傳聞和親聞二種，但不管是傳聞或親聞，在墨子看來都不應當是簡單地接受，而必須消化並融會貫通，使之成為自己的知識。因此，他強調要“循所聞而得其義“，即在聽聞、承受之後，加以思索、考察，以別人的知識作為基礎，進而繼承和發揚。墨子所說的“說知”，包含有推論、考察的意思，指由推論而得到的知識。他特彆強調“聞所不知若已知，則兩知之”，即由已知的知識去推知未知的知識。如已知火是熱的，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熱的；圓可用圓規畫出，推知所有的圓都可用圓規度量。由此可見，墨子的聞知和說知不是消極簡單地承受，而是蘊涵著積極的進取精神。除聞知和說知外，墨子非常重視親知，這也是墨子與先秦其他諸子的一個重大不同之處。墨子所說的親知，乃是自身親歷所得到的知識。他把親知的過程分為“慮”“接”“明”三個步驟。“慮”是人的認識能力求知的狀態，即生心動念之始，以心趣境，有所求索。但僅僅思慮卻未必能得到知識，譬如張眼睨視外物，未必能認識到外物的真象。因而要“接”知，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感覺器官去與外物相接觸，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質和形狀。而“接”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識，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觀知識，且有些事物，如時間，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。因此，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識還是初步的，不完全的，還必須把得到的知識加以綜合、整理、分析和推論，方能達到“明”知的境界。總之，墨子把知識來源的三個方面有機地聯繫在一起，在認識論領域中獨樹一幟。
邏輯學墨子是中國古代邏輯思想體系的重要開拓者之一。墨辯和因明學、古希臘邏輯學並稱世界三大邏輯學。他比較自覺地、大量地運用了邏輯推論的方法，以建立或論證自己的政治、倫理思想。《墨子解說》墨子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、類、故等邏輯概念，並要求將辯作為一種專門知識來學習。墨子的“辯”雖然統指辯論技術，但卻是建立在知類（事物之類）明故（根據、理由）基礎上的，因而屬於邏輯類推或論證的範疇。墨子所說的“三表”既是言談的思想標準，也包含有推理論證的因素。墨子還善於運用類推的方法揭露論敵的自相矛盾。由於墨子的倡導和啟蒙，墨家養成了重邏輯的傳統，並由後期墨家建立了第一個中國古代邏輯學的體系。由這一思維法則出發，墨子進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維方法。他把思維的基該方法概括為“摹略萬物之然，論求群言之比。以名舉實，以辭抒意，以說出故。以類取，以類予“（“小取”）。也就是說，思維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觀事物間的必然聯繫，以及探求反映這種必然聯繫的形式，並用“名”（概念）、“辭”（判斷）、“說”（推理）表達出來。“以類取，以類予”，相當於現代邏輯學的類比，是一種重要的推理方法。此外，墨子還總結出了假言、直言、選言、演繹、歸納等多種推理方法，從而使墨子的辯學形成為一個有條不紊、系統分明的體系，在古代世界中別樹一幟，與古代希臘的邏輯學、古代印度的因明學並立。科學思想宇宙論墨子認為，宇宙是一個連續的整體，個體或局部都是由這個統一的整體分出來的，都是這個統一整體的組成部分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整體包含著個體，整體又是由個體所構成，整體與個體之間有著必然的有機聯繫。從這一連續的宇宙觀出發，墨子進而建立了關於時空的理論。他把時間定名為“久”，把空間定名為“宇”，並給出了“久”和“宇”的定義，即“久”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時間，“宇”為包括東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間，時間和空間都是連續不間斷的。墨子